那些曾经因为赫尔曼的警报而在纳粹枪口下捡回一条命，来自不同国度的同行们在这一次对他也伸出了援手。
无论如何，赫尔曼最终逃离了苏联。当他躲过紧随其后的前同事们的追杀，一路向西终于穿过边境。他还是忍不住要往回望去——永别了，那个他曾为之出生入死，又还他以九死一生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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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在西柏林得到了他的新身份，他原本考虑继续使用赫尔曼·约德尔这个名字，但艾尔莎却不建议他这么做。为了确保赫尔曼不被渗透过来的苏联间谍找麻烦，艾尔莎认为赫尔曼应该选择一个与过去绝无牵连的名字。于是赫尔曼接受了她的建议，他成为了一个名叫迈尔斯·布兰特的英国人。
艾尔莎在军情六处供职，战争时期英国设立在中立国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秘密电台总体上由她负责，赫尔曼与她牢固的个人友谊正是在那段特殊的时期结下的。关于这次逃亡艾尔莎出了很多力，赫尔曼对她的帮助深表感谢。而真正让赫尔曼为这份友谊感动的，是艾尔莎顶住了来自高层的压力，她在赫尔曼拒绝与军情六处合作之后，依然坚定的选择支持他的决定。
在联邦德国进行了短暂的停留后，赫尔曼启程前往英国。当一切尘埃落定，赫尔曼真的进入了大学，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申请了伦敦大学学院。
这是赫尔曼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教育，这并不同于以往他在安全局训练营所接受的那些已经固定好的模式化培训，尽管在那里他学会了四门语言，学会了窃听、格斗、伪装与暗杀，但赫尔曼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在这里，没有人会给赫尔曼一个明确的指令，于是他需要学会自己思考，并自己决定他要做些什么。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赫尔曼开始与正在奥地利服刑的路德维希通信。
在1950年的秋季，赫尔曼以迈尔斯·布兰特的身份给路德维希去了第一封信，他坐在位于伦敦布鲁姆伯利的公寓里，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用打字机写完了一封寥寥数语的信。在那封信中，赫尔曼假借一个历史系学生的口吻编造了一个关于课题研究的借口，对路德维希提出想要对他进行书面采访的请求。
赫尔曼等了三个星期，他既没有收到退件又没有获得任何回复，于是他又去了第二封信。自此之后赫尔曼每一个星期都会往位于奥地利的某个监狱送出一封信。在最开始，赫尔曼显得有些拘谨，他字斟句酌，完成一封信往往要花上他很长的时间。但无论他写了什么，等候有多么殷切，对方永远没有回音。
赫尔曼渐渐认为这些跨国信件或许已经沉进了海底，要么已经被粗心的邮递员搞丢了，或者他在那本通讯簿上查到的地址并不正确，因此没有任何一封信被送到了它该去的地方。但是书写的习惯已经养成，面对这片永恒的沉默，赫尔曼反而让自己放开了手脚。
有些时候，迈尔斯·布兰特会细致入微、不厌其烦的描述他上过的某一节课，他描述教授的观点，描述自己的观点，描述其他人的观点，并且像一个脾气古怪的雕刻师一样，逐一琢磨哪怕是极细微的分歧之间的差异。
然而在有些时候，迈尔斯又将好几天的事情杂糅到一起，他走马观花、粗枝大叶的带过了他所看到的，所所经历过的一切，然后再在信的结尾处漫不经心、半真半假的询问他那静默无声的读者对此有什么看法。
在迈尔斯·布兰特的影子后面，赫尔曼像写日记一般去写给路德维希的信。
就在赫尔曼已经习惯对寂静山谷的无声呼喊，习惯对干涸水井的徒劳汲取之后的某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掏出钥匙打开自己的邮箱，把塞满了整个空间的广告与宣传单掏出来扔掉。
然后，他看见了那封躺在邮箱底部的奥地利的来信。
在进入伦敦大学学院的那一年，赫尔曼挑选了一门古典文学的选修课，从此之后他就与文学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毫无疑问，赫尔曼是那间教室最勤奋但最没有天分的学生，他从不缺席教授的讲课，完成每一项任务也参与全部的讨论，但这都不能弥补他文学品味的惨不忍睹。无论怎样努力，他总是离教授的认可标准有那么一些距离，这个情况被赫尔曼在信中反复提及。
然而，在赫尔曼就读的最后一个学期，他终于奇迹般通过了考核，赫尔曼将那位不修边幅的古典文学教授的对于迈尔斯·布兰特的评价原封不动的记录在了给路德维希的信中。
“这是对于您孜孜不倦工作的肯定和尊敬，但是我不得不说，您选择这门课恐怕真是入错了行。”
赫尔曼一口气跑上楼，就像一个冒失的青少年那样把楼梯踩得蹬蹬作响，他不记得自己有像这样莽撞的时候。他靠在门背后，几乎是哆嗦着打开路德维希的来信。
这是一封言简意赅的回信，从那工整的字迹，赫尔曼知道回信的人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对于那位教授给予赫尔曼的评价，路德维希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首先，对于您通过该次考核，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其次，基于您曾附在来信中的数份课堂习作内容，我个人也同意康纳利教授的观点，我认为那是中肯的。”
在那之后，路德维希又断断续续的给赫尔曼回了几封信，当然这远不及赫尔曼写给他的数量，但即使是这些堪称微不足道的回应都足够让赫尔曼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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