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历史上，曹操既封魏王，又加九锡，这是政治大势，谁都阻止不了，再加上在这条时间线上，曹家无论显性还是隐性实力，都比历史上要强得太多了，所以即便没有自己的协助，董昭也迟早能够达成夙愿。
是勋考虑的是“后事”，也就是封藩建国之后，还应该做些什么。他想要趁机解决掉一个历史遗留的大问题，也即官制改革的问题。
汉朝的官制仍很粗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地方官数量极少，但是权重，既易造成割据，又易导致豪强或者世家坐大，对中央集权不利；其二，随着户口的繁盛、国家事务的增多，中央没能因应时局而增加合适的部门、官职，导致一府多事，职权不清；其三，宫中、府中，区分得并不明确，九卿大多得名于古代君主的家务官，而其实质，也往往同时同时负责朝廷之事和皇室之事；其四，官员的品级划分得非常粗放，小吏和大老的俸禄差令人发指，但偏偏其中还并没有足够的等级过度，使得下吏缺乏充足的上进心，其结果必然是公卿奢靡、长吏贫寒，越亲民的官反倒越穷，被迫贪污成风。
高薪未必养廉，低薪是肯定养不了廉的——你不能要求每名官员都是圣人啊。
还有就是相权过大，威胁君权，两者之间几乎是斗争而非博弈的关系，遂引发无穷的内耗。外朝的丞相、三公也好，内朝的大司马大将军也罢，往往能够军政大权一把抓。举凡行政、监察、立法、司法，全都一两个人或者单一机构说了算，皇帝可以玩儿各种手段加以分化和制约，但手段都在法理之外，都只是临时性举措而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究其实质，汉代是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度期，而其官制也正体现了这种过度。是勋现在所希望的，就是加速这一转化的进程——世家大族掌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也是贵族社会的一种反扑。
在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的完善是在唐、宋，你看到那时候，还有能够在上操持国柄，在下形同割据的世家大族吗？阶层之间相对更强的流动性，就直接限制了这一社会势力的产生。
汉承秦制。光武改制也只是小打小闹而已，此外有汉一代，包括汉哀帝在内，也曾经多次改革过官制，但不是只动皮毛、不变筋骨，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什么大的建树。王莽倒是对旧制下了番狠手，问题那家伙改革的方向根本就错了……
主要是因为阻力太大。改革官制必然会重新瓜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没几个人真大公无私地愿意那么干。所以对于汉制之弊，是勋也曾经多次跟曹操坦言过。也提出过自己一些改革的想法，曹操深以为然，却总是下不了决心去办——别说曹操了，即便换了是勋本人掌权，那也是不敢干的，天下未定呢。就先搞得自家人心惶惶，这不是作死呢嘛！
那只有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来变更官制了。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说可以直接把前朝制度推翻。一切从头来过的。如今却突然在是勋面前展现出了一个大好机会——曹操要建藩封国了，那在这个新公国里创设新官制，不是如同白纸上现画画一样，要方便得多了吗？再说了，也算是为将来全国性的改制先做个试点啊。
是勋不但想要建议曹操这么做，还希望可以把这一事务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终究他有后世两千年的殷鉴，自认比这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明白官僚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比这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更下得去手。只是这事儿光靠写信、上奏是说不明白的，必须当面向曹操建言；而且这事若等到正式建国了再来谋划，未免缓不济急，必须提前就先动起手来。
这才是是勋想要辞去幽州刺史之任，返回许都去的主要原因。
且说他才从乐浪返回蓟县，就急忙给曹操写了一封私信——不是上奏。因为他并不想跟是仪似的，从此基本上离开官场，故而并没有直接辞职。汉朝的官制与后世不同，品级、俸禄是直接挂靠着官职，而非官员本人的，也就是说，一旦辞职，立变白身，基本上不会有并无实职却仍有散官、品级在身的情况出现。即便做到三公，去职后再起，也得先做会儿中级佐官——比方天子亲辟的顾问官，或者三公征辟的属僚，等等。
以是勋的身份、名望，倘若辞了职，再入宦途，最佳途径就是重进相府——这倒是他乐意干的，要为新公国设置官制系统，当然必须入幕啦——然而一旦衔接上出了点儿问题，未必还能遽掌实权。所以啊，我不辞职，只是私信跟曹操打个商量，你给我挪回中央去吧。
至于幽州刺史的后继人选，是勋毫无避忌地推荐了广阳郡守、一直跟自己合作无间的司马懿接任。
官场上惯常见到的现象就是“萧规曹随”，除非靠山很硬，或者能力很强、性子太野，一般情况下新任职的官员是不会推翻前任基本政策的，这既有利于政策的延续，同时也会滋生惰性。你想啊，不更旧制，做好了是我的功劳，做错了还可以推给前任，而若变更旧制，出了问题全都得我一个人扛着呀。
当然还有句话叫“人亡政息”，然而是勋只是奉调回京，并非挂了，政治影响力仍在，他不相信有人继了自己幽州刺史之职后，敢冒得罪自己的风险去推翻抑压大族、分化乌丸、扶持鲜卑、鼓励海贸的基本方针。他怕的是新任者知其然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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