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它在很早便被人们运用，只不过不象后世那样系统、巧妙、而且疯狂无聊。
新药研制出来了，当然也需要适当宣传，或者是通过炒作来提高发明人陈文强的知名度。但在苏报案这场马拉松式的审判正沸沸扬扬，吸引了大多数国人眼球的时候，抗梅毒特效药，同时也是治昏睡病的特效药，胂凡纳明的发明和问世，竟没有抢到报纸的头版。
当然，陈文强的民族和身份也注定了在新药研制之初，在通过过硬的实践检验前，将受到非议，甚至是人身攻击。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新药的推出，更是开创了化学治疗的先河，是世界上第一种抗菌类化学药物，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件。
外行看术界很快就会意识到新药发明的重大意义，而这将是在疗效被证明之后。所以，按照已经设定好的步骤，胂凡纳明首先在德国人宝隆开办的同济医院，中国的中法大药房开始临床试验。同时，陈文强开始添置设备，采购试剂，培训工人，做大规模生产的准备。
从梅毒在那不勒斯大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国境不能阻挡瘟疫，疾病也不能逃过进化。梅毒不仅蔓延到了全世界，并演变出了一种阴险毒辣缓缓发作的三期发病，当时与结核、麻风并尊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
这样一个人类已经与之不懈战斗了四百多年的顽病，一朝有了特效药，轰动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对此，陈文强有着强烈的自信，尽管他不确定是否也能把本属于六年后埃利希的荣誉和诺贝尔奖全部抢来，但只这一种药的发明，已经足以使他名载史册。
……………
人类，以群居，成群体。以宗族、语言分民族，以贫富、尊卑分阶级。人与人，因地域、行业、阶级和宗教、文化不同而各异。人以类聚，结社、集会，成社会，并且各领域的相互渗透、纵横交错，错综复杂地编织而成。“社会”一词，逐步取代了原始赖以五土、五谷的“社稷”，高度概括了人类活动的构成和人与人之间关系。
上海帮会组织原本是为了自保，逐渐霸道扩张，或争斗，或分化，或兼并。于是，大大小小帮会分别依附于青、红两大体系。而青红帮只为生存利益，没有本身的政治性。那些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加入其中，也只是为了能生存，但却往往被某些政治势力，或帮派头领所利用，成为危害社会的一种恶势力，成为某些人攫取私利的工具。
以上海滩的码头为例，红帮主要控制老城区和龙华中国地界以及黄浦江沿岸码头，又称外码头或者叫外国轮船码头；青帮主要控制闸北、虹口、杨树浦等中国地界，并垄断苏州河以及虹口港、引翔港等大大小小通往江浙的内河、支流，除了货运码头，包括粪码头、垃圾码头……又称内码头。
二十世纪前后，由于大批因农村破产而流入城市的无业农民加入码头工人行列，造成众多剩余劳力。为争工作，码头工人以地域籍贯团结在一起，相互械斗，争抢码头。帮派势力借机而入，在码头上形成了封建把持制度。大大小小包工头们占地为王，把持了全港码头的装卸业务，黄浦江两岸的码头被分割成百多个封建王国。
而各帮派为了争夺地盘经常发生武斗，从单挑发展到群斗，从拳脚功夫发展到械斗，主要就表现在码头的争夺上。在刀光斧影中，演绎了种种上海滩的故事（枪战只是传媒的渲染），以及互相残杀的争码头的惨剧。山东马永贞与上海白瘌痢的故事，实际上并不激烈，但却是那时青、红帮之间争斗的经典。
当然，有武斗就有文讲，争斗一方若是自觉不敌，或者害怕冤冤相报无休无止，也可以邀请辈份高或势力大的帮会头目来给两方说和，江湖上称之为“叫开”。
现在，陈文强便代表生病的金三爷，坐在茶馆内，与另两位红帮前辈一起充当和事佬。想当和事佬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牌头够大，名号够响，一站出来，不但双方能服贴，而且上海滩道上混的都认定他们能服贴。
此次，陈文强也确实是带着增强名号的目的来的。虽然在兴义堂被封为洪棍，可兴义堂的名号并不够响，事实上不仅不能与南洋的洪门堂口相比，比美洲致公堂更差了太多。而陈文强已经把南洋的华人归为自己争取的对象，不管是资金上的支持，还是人力物力的帮助，对他的事业发展，都至关重要。
所以，他力争在上海滩扩张兴义堂，并在不暴露自己真实面目的情况下，树立起一个帮派大哥的形象。那样的话，等到他前往南洋周游的时候，才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得到更大的助力。
如果此次成功“叫开”了同属红帮的“豁牙五”和“愣眼张”的争斗，那在江湖中便会有“谁和谁可能火拼，是某某人出来说了话，他们不能不买这个账，于是化干戈为玉帛，和好如初”这样的传闻。消息口口相传，在江湖中，陈文强的知名度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嗯，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在陈文强想来，大家坐下聊聊天，喝喝茶，有什么不能谈呢？但美好的愿望总是被现实击碎，两帮人马剑拔弩张，谈判说和似乎有向火并厮杀发展的趋势。
更令陈文强感到郁闷的是，那两位红帮大佬一个是垂垂老朽，走路都要人扶着；另一个中年深沉，惜字如金，养气功夫极佳。
靠，这两个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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