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有1，000法郎的收入就很幸运的当年，这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富歇一生的两大爱好就是政治投机和聚敛财富，很难说他更喜欢哪一个。
除了和教会的朋友多年保持密切关系之外，政治上，富歇几乎背叛了一切人，包括罗伯斯庇尔、西哀士、巴拉斯、塔列朗、拉法耶特、卡尔诺，当然还有拿破仑。奇怪的是，虽然他有着极其饥渴的权力欲，但他并不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只要不g扰他工作上的计划和目标的实现，即使反对他个人，他也并不在意。这个怀疑一切人类行为和价值的人，却对一切都能坦然接受。“我原谅人类的一切弱点。”他这样表白，有时候他甚至会帮助处于困境中的政治敌人。富歇总是标榜他的“温和”政策，但与他在大革命中的血迹斑斑的历史相去甚远。正如路易·马德兰使人信服的理解那样：
他……研究过他的邻居。他掌握着人类各种肮脏j易和重蹈过去暴君的堕落行径的第一手资料……警务大臣个人经历了各种类型的可耻的行为并揭示过人x中最丑恶的部分。他对于人x的可悲比任何人更了解。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是由天生的恶g和可怜的低能儿组成的。
第十七章 富歇其人（3）
这个现在负责维护全国的道德和治安的人曾经默许里昂的渔村主妇们用手中的切r刀将一个无辜的修女活活砍死，还是这个道貌岸然、宣称主张“温和”政策的人在自己家中摆满了偷盗来的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现在富歇在他每天重复见到的罪恶中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杀虐狂和心理病态的影子。他知道像他这样一个人一旦真正握有权力，就能无所不为。正如他对他的教会朋友拉乌尔·加亚尔透露的那样：“当我能够左右一切时，我必须成为真正的主人。”这就是警务大臣的为人。
至于政策和目标，他究竟有没有呢？他和拿破仑一样，是个公共安定的破坏者。他是个y谋家、一个扰乱一切政府秩序的人。“他兴风作浪、制造复杂事端，目的只是要满足他平息和解决事端的乐趣，正如一个演员将剧情写得适合他的戏路那样。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满足于对付凶悍的对手”，在对付对手时“他有时大胆和凶狠到了愚蠢的地步”。他以谈论有关他同事，甚至有关拿破仑的最具侮辱x的话题为乐，因为他知道不用一个时辰，这些话就会传到他们的耳里。“拿破仑不喜欢我，”他微笑着承认道，“他也知道我不喜欢他。”自他在里昂初涉政坛，剥夺了无数公民的生存权时起，他就将自己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了。他可以无所不为，他洗劫教堂，屠杀年轻的修女和年老的妇人。他是口是心非和邪恶的化身，他始终有将自己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神秘化的要求，他将别人不能理解他视为乐趣。“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夏多布里昂1写道，“宗教和无信仰、德行和恶行，保王分子和革命者的矛盾……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自相矛盾的人。”
我们还是要问：这位警务大臣的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是为革命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雅各宾党人吗？他是温和的共和派吗？他是伪装的君主主义者吗？事实上他什么也不是又什么都是，一切取决于当时的需要。他除了自己什么也不相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轻视宗教、民主、群众和一切权威（当他自己没有运用这种权威时）。他认为政治游戏是不择手段的。他最关心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这就是他在各种政体之下都能得宠的原因。“他是一个在现政府手下就为自己在下届政府中的地位未雨绸缪的人。”马德兰这样评论道。他自己也对帕基埃承认道：“每一块蛋糕都必须有我的份儿。”也许基佐对他的总结最入木三分：
没有人比他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这种固执、挖苦、愤世嫉俗、冷漠，这种泰然自若的临危不惧，同时又无节制地需要行动、需要承诺去进行一切成功所需要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去完成某种事先预定的计划——却是简单地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每一个机遇。
就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期间的政策而言，富歇可以说是处处与拿破仑背道而驰：拿破仑喜欢战争，富歇总是寻求和平。拿破仑统治了法国，富歇对他心怀嫉恨。富歇对此并不掩饰，只是在他和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缓和关系时隐藏了自己的各种图谋而已。但在法国，也许除了迪布瓦之外无人能够取代富歇，而迪布瓦的巴黎地方官的职务也是须臾不可少的。拿破仑深知自己对这个古怪人物的依赖x。1802年，富歇反对拿破仑终身执政，并揭露了吕西安·波拿巴在私生活方面和作为内政部长的各种腐败、犯罪和轻率行为以及拿破仑的官员的轻率行为。这进一步激怒了拿破仑，他最终以120万法郎的代价革去了富歇警务大臣的职务。然而，看来拿破仑不能没有富歇。他又任命富歇为终生议员（并付以高薪）并任命他为国家法律顾问（同样享有高薪），经常在杜伊勒里宫召见他，就各种国家事务征求他的意见。自富歇不再当警务大臣之后，犯罪率直线上升，也许有些是富歇在幕后指使的也说不定；特别是在地方各省，保王党的匪帮再次掀起了y谋推翻拿破仑统治的风潮。从当警务大臣的能力和经验来说，的确没人能比富歇高出一筹。
所以，毫不奇怪，在拿破仑称帝后的两年内，又一次委以富歇警务大臣的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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