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懦与逃避，往往与无济于事相伴；麻痹与沉迷，常常与镜花水月相随。隋炀帝的软弱，最终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莫忘记，当众叛亲离，当大势已去，反省一下自己究竟做过什么，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时间悄悄走到了公元618年。由于唐朝在这一年建立，所以《资治通鉴》从这一年开始就采用了李渊后来使用的“武德”进行纪年，公元618年是为武德元年。但此时隋炀帝仍然健在，仍然是隋朝名正言顺的皇帝，故笔者为避免混淆，于下文仍然采用大业十四年的纪年方式。
隋炀帝当初跑到江都来，是为了躲避中原战乱。但是他在江都的生活，实际上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全感。我们可以悉数一下隋炀帝身边的不安全因素。首先，隋炀帝只知道河南瓦岗军的势力非常大，但是他忘了在江淮一带，同样有一支实力强劲的起义军——杜伏威军。这支起义军是距离江都最近的一支，杜伏威每天都打着江都的主意，这常常让隋炀帝心惊肉跳。其次，李密和王世充在洛阳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虽然洛阳一直未丢失，但王世充面对李密和他手下的这群虎狼之士，战绩败多胜少，狼狈不堪，更何况李密占据了隋朝主要的粮仓，洛阳的粮食供给一直存在问题，城破也只是早晚的事。第三，李渊在太原突然起兵，仅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长安。这件事对隋炀帝的打击太大了，要知道他和李渊可是有血缘关系的呀！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和李渊的母亲元贞皇后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她们都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这样算下来，隋炀帝杨广和李渊是表兄弟关系。现如今杨广听说自己的表哥李渊也背叛自己，这无疑对他的心灵又是重重一击。隋炀帝每天都被迫接收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心里也产生了异化，他索性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地里，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借醇酒与美女麻醉自己，《资治通鉴》记载：
隋炀帝至江都，荒淫意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饮宴，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
赵元楷与王世充一样，是个只知阿谀奉承的小人，当年隋炀帝南巡，他和王世充争相进献奇珍异宝以取悦隋炀帝。试看，曾经南巡北游、雄才大略的帝王，现如今却被自己的子民逼到角落，日日贪欢，夜夜宿醉，身边的贞良死节之臣被自己清除一空，只剩赵元楷这样的小人和陪自己醉倒的千余姬妾。隋炀帝借酒浇愁，无非是想借大脑的麻痹给予心灵上一丝少的可怜的施舍，但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起义军风起云涌、杀声震天与他豪游塞北、万方拜伏的画面便又交织在一起，扭曲，盘旋，然后下坠，一直压着他的心脏、他的肺部，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多么希望，在某一个买醉的夜里，一觉醒来，可以遗忘之前的所有。如果可以，他一定想回到做晋王的时候，那时，他是那样单纯地热爱着江南的水乡，流连于吴侬软语的呢喃，他又是那样的豪情万丈，统率大军，平北定南，战无不胜。不过，人生没有“如果”，历史也没有“如果”。
没有“如果”的人生让隋炀帝只能常常对着镜子向萧皇后倾诉心中的不快：“好头颈，谁当斫之！”当高贵与穷途末路并存，这样的哀叹更像是一种讽刺。
极度的不安全感驱使着隋炀帝去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庇护所。他把目光投向了长江以南的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在江都的大臣纷纷表示赞同，他们也没底，不知道现在喜怒无常甚至有点精神错乱的隋炀帝会如何处置任何忤逆他的意见。只有一个叫李桐客的门下录事上前劝谏：“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亦恐终散乱耳。”果不出其他大臣所料，隋炀帝对李桐客的上谏非常不满，其他大臣赶紧煽风点火，弹劾李桐客诽谤朝政。客观上讲，李桐客的分析很有道理，从地域状况的经济形势说明了南迁的坏处，但是他没有指出继续南迁会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危害，而最终，也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危害害死了隋炀帝。
南迁的决定一下，隋炀帝身边的“骁果”们坐不住了。这些“骁果”，要么来自河南、山东，要么来自关中地区，总而言之，他们对南方潮湿的空气是没有任何归属感的。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当他们跟随隋炀帝来到江都时，内心一定非常失望，甚至有些恐惧，因为在古代那个交通不发达且烽火遍地的时代，长途跋涉意味着他们很可能不能再回到家乡，现在隋炀帝竟然下令继续南迁，等于踏灭了他们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之火。笔者在前文一再强调，乡土情结是人皆有之的，杨玄感贸然调自己的山东兵去打长安，结果起义失败，李密坐拥河南大部，但也从未敢轻易对长安动武。笔者认为，隋炀帝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只是现状的危急逐渐让他变得狂躁、焦急，失去了冷静、理智和最基本的判断。“骁果”是隋朝作战最勇敢的一批人，他们为隋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现在自己的人权却被皇帝如此不管不顾地践踏，于是悲愤的情绪渐渐在“骁果”中流传开来。
“骁果”们起初没想到哗变，他们选择了逃跑，从单个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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