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他们来到新闻中心,并没有直接进发布会大厅,先被拉去出席官方拍照会,让摄影师拍照。等他们拍完照,进入发布会现场时,本来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大厅内,已经挤进了两百人,简直是水泄不通。
按照惯例,张然先谈了自己的创作理念,表明这部电影主要是想尝试多声部蒙太奇;接下来,演员们轮流上阵,谈自己对电影的看法,谈自己对角色的认识。
等例行集体访问后,就是自由发问时间了,也是媒体记者们最期待的环节。第一个起来提问的是个中年大妈,整个人像吹胀的气球,圆滚滚的,腰围是张然的三倍。她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大家都没听懂在说什么,不但张然他们没听懂,就连同声翻译都懵了。
那记者见大家一面茫然,又说了一遍,发现大家还是一脸茫然的看着自己,尴尬的笑了笑,又说了一句。这次大部分人都听懂了,她说,实在抱歉,我英语太糟糕了。
张然感觉到了她的尴尬,微笑着问道:“你是哪里人?”
记者不好意思地道:“柏林!”
张然故作神秘地道:“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英语比我德语好多了。你看我们都有不擅长的语言,没必要勉强自己,你用德语问就可以了,有同声翻译的。”
在场的记者都很感动,觉得张然真的太好了,巧妙的让这个记者下了台阶,化解了她的尴尬,难怪看完《一个人张灯结彩》大家会觉得温暖,他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人呐!
那个记者自然更感动了,用德语问道:“我是来自德国新闻社的记者,你刚才说拍这部电影最大的动力是尝试多声部蒙太奇,我们知道电影诞生一百年了,真正在电影中很好呈现多声部蒙太奇的只有爱森斯坦和科波拉,真的太难了,你不怕失败吗?”
张然微微点头:“害怕失败,但正因为害怕才会有劲儿。人是需要一点压力,需要一点刺激,才能够继续向前的。相对于失败,我更害怕自己止步不前,这样很容易陈腐,很容易被淘汰,这才是最可怕的。”
第二个记者将问题抛给了张婧初,问道:“我刚才采访一些外国记者,他们是你的粉丝。他们告诉我,你演得很好,但在电影里出现的时间偏少。你自己觉得呢?是否在片中的篇幅有些短?”
张婧初扭头看着张然,笑眯眯地道:“你看观众都向你抗议,我的戏太短了!”
在场记者都笑了,张然也哈哈笑道:“我知道了,下次你的镜头我少剪点儿!”
张婧初瞪了他一眼,可恶,都不说给安排一部大女主的戏!她转头看向台下的记者,微笑道:“其实我们拍了很多,其中有好几场我特别喜欢的戏都被剪掉了,这也没办法,是电影的整体节奏需要。”
又一个男记者站了起来,问道:“婧初小姐,你在电影中的表演太出色了,简直不像是演出来的。前面小于跟钢渣通过手势交流,看起来很乱,而她学手语之后进行的交流看起来就规律很多了,前面的手语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张婧初神情有些得意,微笑着道:“在演戏之前,我去理发店体验了三个月,加上演戏的日子,大概有八个月我没有说话,跟人交流用手势,跟张然交流都用手势。我没有学手语,跟小于一样就是自己比划。等到戏中小于开始学手语,我也开始学手语,用真正的手语交流。我尽力让自己的状态跟小于接近,所以,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比较真实。”
张然补充道:“婧初由于几个月不说话,以至于电影拍完入戏太深,患上了癔症性失语,真的不会说话了,在医院治疗了将近一个月才恢复正常。不只是婧初,李雪健老师和胡君在派出所呆了三个月,跟真正的警察一起出警,一起训练,李雪健老师50多岁了,身体又不是特别好,还要跟警队的小年轻一起练擒拿,真的太不容易了。远征开了三个月出租。曹炳坤到矿山呆了三个月,又捡了一月垃圾。《一个人张灯结彩》能够拍到这种程度,我特别感谢他们,是他们赋予了这些角色灵魂。”
听到这话现场的记者们都鼓起掌来,用掌声向张婧初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这时又一个记者站了起来:“张然导演,你好,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刚才在电影院,我听到斯科塞斯先生说,这部电影是根据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曲式结构来拍的,我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么拍呢?”
听到这个问题,现场的观众一阵骚动,不少记者觉得不可思议,交响乐和电影完全不搭边啊,两者的结构怎么可能相同?
也有熟悉电影史的记者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中就有一种叫电影交响乐结构的模式,整个结构分为序曲、主题、第一主题变奏、第二主题变奏、主题再现、尾声。他们有些不解,这种结构早就淘汰了,而且《一个人张灯结彩》的结构也不像是电影交响乐结构啊!
现场记者都紧紧盯着张然,等待他给出最终的答案,毕竟斯科塞斯不可能乱说。
张然没想到斯科塞斯的话被别人听到了,就道:“这个问题讲起来特别复杂,一两句讲不清楚,估计得写几万字的论文。拍这部电影我最大的目的是实验多声部蒙太奇,我们这部电影在叙事上也采取了多声部叙事,而多声部叙事就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视点出发,围绕同一个事件展开叙述,也被称为复调叙事。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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