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拱了拱手，望着台下的观众诚恳地道：“非常感谢大家，但我得实事求是地说，我很不情愿地站在这，我不喜欢做演讲，不喜欢心灵鸡汤。把自己的经历讲一遍，告诉大家，我是这样做的，你们这样做也会成功。两个字扯淡！我今天不是来给大家灌鸡汤的，就是和大家聊聊，大家当评书听就可以！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讲什么，昨天晚上我走来走去的思考。后来，张婧初对我说，一个交流活动而已，怎么紧张成这样了？我说，谁说我紧张了，我才不紧张呢！张婧初说，你不紧张，到女厕所来干什么？我一看，哎哟，真在女厕所，赶紧跑了出去，还好是自己人，不然明天报纸的标题就是某某导演入女厕所，意图不轨！”
台下的同学都被张然的话逗乐了，爆发出一阵哄笑。大家觉得心情愉快，这位大导演真的没有一点架子，非常亲切。
“去年9月份的时候，日本大学代表团到我们北电来访问，到我们班来参观。有日本的老师挑衅说，中国戏剧文化渊源流长，出现过许多了不起的大师，可为什么在表演上完全是西方那一套呢？在场的老师脸色都很难看，却无法辩驳。因为我们的表演体系50年代就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的斯坦尼体系。到了80年代，又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我们确实丢掉了自己的戏剧传统。
50年代国家要求全面学习苏联，当时中戏的校长欧阳予倩、人艺的焦菊隐等前辈进行了软性对抗，他们认为斯坦尼体系非常先进，确实应该学，但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因此他们在学习斯坦尼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戏剧民族化的努力。不过到了80年代，国内逆向民族主义泛滥，对过去进行否定，甚至认为只有全面效仿欧美表演方法，中国戏剧才有出路。于是，我们的戏剧传统彻底已经丢掉了，所以大家面对日本人的话真的有点无言以对！”
这两年中日关系因为小泉多次拜鬼而降到了冰点，日本人当面挑衅，却无力反击，在场的学生听到这里心里非常不爽。
张然环视礼堂一圈，最后才道：“面对日本而的挑衅，我让我们班的学生展现了我们班的形体训练方法，这是中国古典舞的训练方法。在我们展示后形体训练方法后，日本人无言以对，这确实是中国的东西，不过他们又提出要跟我们比一比。最终，我们班的学生跟日本学生比了四场，声乐、形体、台词、表演，其中声乐我们输，其他三项都是我们赢了！”
学生们发出哇的惊呼，随即用力鼓起掌来，听到张然班的学生击败日本人大家就觉得特别提气。
张然笑着摆手：“我讲这件事不是想炫耀，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学表演学的是斯特拉学派和洛托夫斯基表演学派的东西，其中洛托夫斯基表演学派吸取了很多京剧的东西。不过国内的表演系，京剧的东西基本上都被扔掉了。很好笑吧，我们遗弃了自己的戏剧传统，西方的大师却视之为珍宝！为什么会这样？”
台下的学生们都愣住了，没想到张然会问这个问题，都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自己的好东西不珍惜，却被别人视为珍宝？
“最近几年大家提到国产电影就摇头，觉得难看。很多人在说，现在的导演不会讲故事，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其实中国电影本来是会讲故事的，49年到66年这期间的电影在电影史被称为十七年电影，这个时期的电影故事讲得很好，比如《小兵张嘎》，《地道战》，现在去看依然觉得很看。我们是有讲故事的传统的，也不是没有好故事，《木兰》是我们的故事，好莱坞拿过去拍成电影，卖到了全世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会讲故事了呢？
刚才说到八十年代国内出现了逆向民族主义思潮，电影圈也是如此，学欧洲电影，特别是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圈出现了去戏剧化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电影中的戏剧性，反对情节性和故事性。
在这股思潮的带动下，中国电影开始消减戏剧性、弱化矛盾冲突、强化视听造型。那些故事薄弱的艺术电影赢得了一些喝彩，但不为普通观众所接受，比如陈凯哥的电影。而那些坚持戏剧化情节性的影片，却因为是娱乐片而备受歧视。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一种现象，去戏剧化的影片票房惨败，但媒体上却是一致吹捧；而电影票房大卖的情节片，主创人员却备受贬低。
李邵红导演给我讲过一个事，87年北影厂准备试水商业片，任务落到了他们几个年轻导演身上。现在北电导演系学生要是有哪个告诉他，有电影可拍，可能会兴奋得裸奔。但那个时候都不愿意拍，你推我，我推你，最终推到了李邵红身上。李邵红委屈得直哭，你们太过分了，太欺负人了，为什么让我去拍娱乐片？”
在场的学生都笑了，觉得不可思议，这太夸张了吧？
张然没有演讲稿，完全是自由发挥，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不过作为表演系的老师他话条理清楚，而且节奏把握的相当好。说一段严肃的，又讲一点好玩的，整个演讲一直就在轻松之中进行。
“听起来很好笑对吧，但事实就是如此。李邵红导演十分委屈的把电影拍了出来，就是轰动一时的《银蛇谋杀案》。在去戏剧化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在创作实践中、电影评论中、电影教育中，故事和戏剧性被轻视，甚至是嘲笑和蔑视。20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电影开始市场化，需要商业片，但报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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