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治病救人，自己这一方相对村民则是处于了绝对的施舍恩情一方，村民们再无交易中彼此交换货物的理直气壮，而是会在交流中处于彻底的弱势。
姜榆罔需要的弱势不是为了让自己对于村民有什么居高临下的地位，而是要获得正常的沟通与交流。他们对于村寨，就是纯粹的外人，村民们尽管与安白有些交情，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还是冷漠的。
明明自己为他们提供了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的粮食，但是村民们仍然抱持着漠然甚至敌视的态度，这是人类对于外来者的天然的情绪，本质上也是一种对于自我的保护。
姜榆罔理解这种情绪，因为人与人的沟通之间天然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语言。
语言是表达的工具，但是确是一种不得已选择的工具，因为它极其低效：人类在表达之前，脑中其实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转化为语言的表达需要一番复杂的思考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内容被二次加工，最终得出来的结果甚至可能是与最初所要表达的内容完全相反的，几乎所有的语言里有一个词语来形容情况：说谎。
这是语言这种工具所具备的最大的缺陷——因为说谎的存在，而导致的表达谬误。
它几乎摧毁了人类彼此之间互相信任理解的根基，原本对于内容的表达的绝对谬误，只会发生在相隔超长距离的沟通的情况下：因为太远的距离导致无法验证真实性，而让表达存在了谬误的可能性。
但因为语言对于表达的加工处理，就算两个人面对面交流，所讲的内容也可能是与所想的内容完全不同的，以至于人无法从语言交流中获得信任，只能从行为表现的观察中获得。
这种观察显然必须是长期的，有大量的观察结果作为佐证，才能是有效的。这正是排外心理的根源，而这种排外心理在古代社会的表现更是非常严重。
第一，除了对于行为的观察，人们之间还可以通过各种约定去进行验证沟通的真实性，但是越时间越早的古代社会，人们受到技术力的限制，能够提供的约定验证手段就越有限，对外人的新任越少，排外性自然就越强。
这一点表现在后期的古代社会，人类可以用联姻，通信，会议等手段建立起一个庞大地域范围内的一定程度上的信任，以维持一个巨大的帝国或者势力范围。
而早期的原始社会，来自不同地域的原始人因为缺乏有效的约定和验证手段，对彼此之间的敌意之强，甚至无法把对方看做与自己同样的人类，而把对方作为和其他动物一样的食物。
第二，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只能长期观察和自己距离很近的人。现代社会中，通过相对发达的交通，人可以与相距千里之外的人保持关系，建立信任，因而也有了地球村的说法。
但是在古代社会中，交通能力极为有限，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离开过自己所处的村镇范围，他们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一个长期相处的小范围内，而对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人没有任何信任可言。
其实这种排外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古代社会，来自一个势力的上层的管理力量很难深入道势力下层的各个地区，用简单的话来讲也就是所谓的行政效率低下。
其实这种行政效率低下的情况在现代也存在，只是因为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被强大的技术带来的组织，交通和信息等方面的变革而被抑制了。
在古代社会，行政效率底下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对广泛基层地区的管理还是依赖于生活于基层地区的，被当地人所信任的乡绅或者底层贵族，大量的资源实际上是被他们所支配和管理的。
而这种严重的排外也造成了古代军队难以和村镇进行正常的交流，双方因为对彼此的不信任而抱有敌意，古代士兵视村民为外人，村民视古代士兵为匪徒。
姜榆罔一行人虽然没有以军队士兵的姿态出现，而是借用了行商的伪装，虽然没有得到敌视，但双方的距离仍然很远，想要打入村民内部，获得信任，他需要一个建立信任的契机。
而治病救人，正是这种契机，无论是治病者，还是被医治者，如果想要把病治好的话，对自己掌握的信息都必须以实相告，这种真实信息的交流本质上就是一重约定与验证。
而进一步的，如果治病者治好了被医治者的病，这是通过生命的施予，实现了第二重约定与验证，即我对你没有恶意，你也接受了我的善意。
信任，以及基于信任基础上的有效交流，正是在这个约定与验证的过程中建立起来，姜榆罔一行人的身份也随之从外人的转变为被认可的人——虽然与“自己人”还有差距，但是对于外人的自发排斥却是不再存在。
可以说，等于进入了一个被判断是否为“自己人”的观察期，只要观察的时间足够了，自然就被接受了。
所以，这是一个颇为关键的机会，姜榆罔赶紧追问老妪：“具体是怎么样的热病？”
“呕吐，全身发热，伴有晕眩，”老妪回忆着那小女孩的父亲的病情：“人已经下不了床了，请了寨子里的医师来看，却也是束手无措。”
“这热病病成这样的，一般也只有靠自身硬撑了，从来没听说有医师能救的。”一个村民感叹道：“喜儿真是可怜啊，只有一个爹了，爹还得了这么重的病。”
那小女孩则像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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