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行宫。
夜已深了，建兴皇帝却依旧还在忙碌，有些昏暗的烛光下，把他的容貌映的有些模糊，仔细看去，仅仅一年时间，似乎一下子变了许多，再也不是当年那位翩翩八贤王，显得很是憔悴。
建兴坐着，手中翻阅着折子，张廷玉、马齐和耿额依此静静地坐在下首。
“耿额，岳钟琪的事就按衡臣的意思办吧。”建兴叹了声道。
“奴才遵旨！”耿额连忙应到，同时心里总算松了口气。自江北丢失后，大清上下惊恐不定，江北之局不仅会影响到山东清军安危，同时还会给眼下的中原大战带来问题。更要命的是，远在山东的诚亲王，也就是建兴皇帝的十四弟胤禵为此闹了起来，一份接着一份的弹劾飞向西安。
至于岳钟琪，自撤军江北后已向朝廷上了请罪折子，在折子中他并不推脱自己的责任，但同时也详细写了当时的情况，指出一旦继续留在江北那么非但江北不保，反而会导致江北大营的清军全部陷落。
在这种情况下，岳钟琪撤离江北既是形势逼迫，同时也是考虑到后续用兵之法。何况他入徽州，不仅能同中原连成一片，同时也可以通过徽州接应山东清军。
岳钟琪的这番话从明面上来看没有问题，何况耿额是一个知兵的人，要不他也不会担任兵部尚书。但许多事不能看表面，要知道当时岳钟琪这样一走，不仅是丢城失地之职，更直接把山东的清军放到了明军的眼皮底下。
大清以弓马立国，历来最重军功。所以，大清在军事上是极其重视的，尤其是对于前明末期农民起义中席卷神州之事有所顾虑，所以大清对于关于军事方面的奖赏虽重，但惩罚也重。
其他的不说，仅仅是丢城失地，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领兵将领，只有一个死字！如果不是死守殉国的话，那么擅自逃脱死的可就不是仅仅他一个人了，一家老小都得一起陪葬。
这种制度，也造成清廷在最初时地方抵抗力量顽强，地方文武官员抵抗决心坚决的情况。往往一些州县，地方官员亲自上阵同敌厮杀，直到最终战死或者自裁。
这也是起义军开始时在江南艰难的原因，无论是最初四明山起义还是袁奇起兵，一路上都遭遇清军顽强反抗和疯狂反扑，别说州府了，就是小小的一县也打得极为艰难，守城的清军经常战到最后一刻，而守城官员也基本都以死殉国。
但是，现在的清军虽然依旧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可已同之前不一样了。自朱怡成在江南崛起，攻城拔营，势如破竹，重复大明后，大明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清军在这种情况下也逐渐失去了死扛的斗志。
别的不说，就以浙江、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甚至天津、北京和直隶等地的多次战役来看，清军也开始改变了死守的打法，至于地方官员与城共存亡的情况也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再以最初的制度来约束清军和地方官员，清廷也无法做到。清廷总不能明知道打不过还硬要死磕，白白把宝贵的有生力量在无意义地战斗中消耗掉吧。
所以，岳钟琪的最大责任并非是撤离江北，无论从双方的局势变化或者战略战术角度来看他这样做并无什么不妥。可是，恰恰有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驻守山东的是诚亲王，岳钟琪这么一走，就等于把诚亲王陷入了尴尬境地，更要紧的是，以当初山东和江北的统辖而言，诚亲王才是主将，岳钟琪身为江北提督虽统帅江北大营，但依旧需要受诚亲王节制。
在诚亲王的暴怒弹劾下，清廷也不能不考虑诚亲王这边。何况现在，山东清军的确因为江北清军的撤离导致危机，这就让朝廷左右为难起来，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处置才好。
建兴皇帝不是傻瓜，当初他当八阿哥的时候就素有贤王之称，而且他无论是能力还是政治手腕都不弱，眼光也准的很，要不然也不会仅以阿哥身份就能引得群臣推荐为太子，更引得当初康熙的警惕了。
对于诚亲王，他虽然是建兴皇帝的心腹和兄弟，但对于整个大清而言，作为皇帝和作为皇子，或者说太子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随了诚亲王的意，把岳钟琪撤职查办，这件事做起来虽然容易，可一旦这么做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建兴皇帝非常清楚，如今大明如日中天，往昔强大的大清已日薄西山，苦苦支持。诚亲王虽号称是最知兵的王爷，可实际上他所谓的知兵充其量只是一个普通将领而已，更不用说和那些名将良将相比了。
但岳钟琪不同，早在当太子之时，诚亲王就留意这个人了，而且他不得不承认当初康熙看人的确很准，相比其余将领，岳钟琪虽然年轻却是一个军事上的奇才，在这些年里清军和明军交手不知有多少回，但回回不是以压倒性的兵力和明军僵持，或者就是在明军锐利的攻势下节节后退。
惟独岳钟琪能够在相同兵力的情况下和明军打得有声有色，甚至在江北赢得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这是极其难得的，不仅打破了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还差一点儿使得明军在江北的主力被彻底赶回长江以南。
这样的将领，正是现在清廷极缺的人才，假如就此把岳钟琪处置了，那么建兴皇帝还能找出第二个岳钟琪么？答案当然是否认的，至于淮安丢失，导致江北局势大坏，清军被迫主动撤出江北，归根结底也并非岳钟琪的主要责任。
就这样，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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