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万历抗倭援朝,对朝鲜李朝有再造之功。出于这方面的恩情,朝鲜一直暗地里尊明为正统,也收容了不少南明流亡者。
这事儿大顺出于礼仪,也不好说什么,总不好说忘恩负义才是对的、不忘旧恩是错的吧。
二则,明末大乱后,大顺反击辽东前,朝鲜火枪手和大顺军打过仗;反击辽东后,后金主力覆灭,朝鲜又趁机跳反出兵辽东,抢走了不少人口粮食马匹,想要趁乱把边境向北挪一挪,又和大顺发生了一些冲突。
大顺又被前朝的教训吓到了,疯狂移民辽东,朝鲜也经常越境采人参,和边境地区的汉民采参者时有矛盾;杜锋那样的边军府兵,又时常抢劫朝鲜的走私商队;辽东官员又为了政绩,经常诱惑朝鲜贫民逃亡过来增加人口做政绩。
是以两边闹得很不愉快。表面上的父慈子孝,实际上各怀心思。
这一次征调的朝鲜火枪手在刘钰来到西线后,就跟随松花江水师沿着翰朵里卫城而上,如今正在围攻索伦汗国旧都。
朝鲜叛乱一起,两边都在疯狂朝大顺抛媚眼。
朝鲜王怕大顺认定人参汤有毒;叛乱者希望借大顺之力搞一场白盔白甲报先王之仇的政变,就算政变成功,也得得到大顺的承认才行。
如此一来,左平章军国事在叛乱之前就做出的征调朝鲜火枪手的决策,就让大顺在朝鲜问题上有了极大的主动权。
奴儿干都司的问题,也和朝鲜息息相关。朝鲜就像一把刀,切断了大顺腹地和奴儿干都司的联系。
松辽分水岭的存在,陆路难通;朝鲜的存在,又使得水路难通。如果没有朝鲜,中原王朝还是很容易控制黑龙江、吉林乃至外东北的。
此时见刘钰提及东线开埠提到了朝鲜,李淦若有所思,问道:“奴儿干都司与朝鲜何干?”
“臣以为,请陛下开山东一港,与朝鲜通贸易;开绥芬河入海口之海参崴,为一港,亦可对朝鲜贸易。恰逢朝鲜有变,国朝理应加紧对朝鲜的控制。一则国朝缺铜,朝鲜多铜,可以缓解;二则开放贸易,才能深入朝鲜,施加影响,多加控制。”
“再者,自日本国关白作乱后,日本锁国,至今难通。焉知其不是休养生息?焉知其国没有另一个丰臣秀吉?一旦日本国作乱,必先征朝鲜而窥中原。开港与朝鲜贸易,逼迫朝鲜允许国朝商人停靠其港口,则可如西线事,知朝鲜根底,又可防备日本国。”
“至于奴儿干都司事,在黑龙江或精奇里江开埠,对罗刹贸易,陆路难行,非走水路不可。山东船运货到朝鲜,商队横穿朝鲜,乘船往海参崴,跳入牡丹江而入松花江,夏日水路、冬日雪橇走冰面,则可与西埠一争。”
“商人一通,沿途客栈、车店、酒肆、食铺便多。这些一多,沿途就会聚集成镇,周边也会逐渐有人耕种,人口也渐多。”
“一旦山东、河南有灾;黄河有患,又可以征调商船,将灾民直接运往奴儿干都司抑或辽东。况且,朝鲜国这些年不断有人北逃,边境地区汉音渐少而朝鲜话渐多,不可不察,尤其海参崴等地,多有朝鲜逃亡者,若不经营,日后必患。”
“另外边军苦寒,可募集其金银,入股商会……”
前面听得李淦连连点头,可听到最后“边军入股商会”一事,李淦立刻否决道:“不可!府兵从商,日久必堕!不以耕战立身,日后去哪找这样的府兵轻骑?”
“陛下,纵观隋唐,岂有百年善战之府兵?府兵能打八十年,已然惊人。如今复奴儿干都司地,陛下难道真要把松花江沿岸府兵北调?让他们放弃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去苦寒之地耕战立身?纵然不反,怨气必盛,又如何肯战?为国戍边八十年,最后落得继续北进、放弃老婆孩子热炕头,去更苦寒之地开垦,那以后还凭什么要出力打仗呢?”
这个问题李淦也考虑过,但是打下来的疆土,总得有人去守。
府兵一旦有钱了,按皇帝的想法,就会堕落,就不能打了。
只有靠耕战为生,才能保持勇武。
可刘钰说的问题也确实存在,那些人在北疆垦耕了几十年,小日子过得也算红火,朝廷打仗也按时交“血税”。
这时候让他们再度北迁,着实容易出事。
刘钰又道:“陛下,奴儿干都司事,不在兵戎,而在粮食、人口。国朝在松花江置折冲府,一则戍边、二则提供府兵兵员、三则就是不收税赋积攒粮食,一旦开战直接花钱在这里买。”
“粮食问题只要解决,若东北能成为山东、河南那样的产粮地,人口滋生,边疆就不会有问题。说来说去,还是人少。”
“陛下担忧府兵兵员,可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征召精壮穷苦之辈,在黑龙江两岸再置折冲府,继续养府兵。”
“而松花江的旧府兵,待打完准噶尔,则可废折冲府而置州县了。如果叫他们参与贸易,日后打完仗,正好又有赏赐又有钱,也就不想当府兵了,而是想转型当地主了。”
“任其有钱,废弃他们的府兵特权,转为州县民籍。允许其出钱招募人去垦殖,为自己干,那自然是干劲满满。朝廷也不用出钱,他们就会把适合耕种的土地都开垦出来的,只要免其五年赋税,他们肯定是能垦多少垦多少。缺人手,自然会有人去关内雇佣……如此几十年后,松花江沿岸亦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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