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沈修文和孙元良预言的那样，此时此刻华北的局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经过三天的激战，二十九军和霓虹军华北驻屯军都没有占到便宜，但是二十九军的顽强抵抗，加之外围华国家队的频繁调动，让华北驻屯军感觉不妙了，目前和二十九军作战的只有他们华北驻屯军的河边旅团，各路援军还未到达。而且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在华中的战局稍微稳固的情况下，内阁大多数的意见并不赞同轻启华北战端。毕竟中苏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时的日本内阁还不敢排除苏俄军队出兵干涉的可能。
于是，十月四日上午，霓虹军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来到北平二十九军指挥部，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说起了软话。松井太久郎向秦德纯表示，此番卢沟桥引发的冲突系出误会，希望两军能停战会商。
秦德纯身为军人，又与霓虹军在华北周旋多年，深知其秉性狡诈，此举议和，很可能是缓兵之计。但由于二十九军几年来“不应战”的一贯政策，使其生出些侥幸心理。而且此时军长宋哲元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在军长未到的时候，他这个代理军长自然不愿把事情闹大，一切等军长来了再说。既然日本人主动提出就地协商解决，何乐而不为。双方经过商定后，达成了几点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战；（二）双方各回原防；（三）双方组织视察团监督双方撤兵情形。
而此时正在往天津赶的宋哲元此时的心情也非常的矛盾，芦沟桥的炮声让他不能在回避下去了。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华国家人，他和他的二十九军官兵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便使他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但从私的角度说，宋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宋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中正“拔刀相见”，蒋中正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中正的政治伎俩，所有的地方势力的人心中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中正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中正为一件事会记上十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民国二十四年蒋中正找了个借口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宋哲元开始与霓虹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华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华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中正、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三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民国二十五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但是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特别是淞沪会战爆发，霓虹军更加变本加厉，几乎天天找他的麻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而南京政府已经公然宣称要抗战到底，绝不跟霓虹军妥协。在两面都不能讨好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宋哲元没有选择抗争，反而选择了逃避，回到山东乐陵老家。但是他的离开并不能解决问题，芦沟桥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芦沟桥事变后，十月二日和三日，宋哲元接连接到蒋中正的两封电报：“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让宋哲元的心里直犯嘀咕，以他的经验来看，华北中日两军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这次的芦沟桥事变虽然发生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后。但是此时的正如沈修文所说的那样，还报着侥幸心理，认为卢沟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人全面交战吗？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这一切让宋哲元瞻前顾后，矛盾重重。
同时，蒋中正积极地调兵遣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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