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斯上学期的期末考试理论挂了三门，我们只能尽力帮他补课了。常常是头一天晚上突击，第二天考试。他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根本不急成绩，只有我们替他提心吊胆。
实践项目也考得飞快，磕磕绊绊地，终于只剩最后一门野外演练了。迭歌的情况有点不妙，但是我估算了一下，只要在野外演练里发挥中等水平，应该也不至于淘汰。
考试前夜，大概凌晨三四点的样子，我朦朦胧胧听到隔壁床传来断断续续的呻吟，于是醒了。
我点上灯，循着声音走过去，意外地发现个头小小的迭歌缩在被子里，脸上红得不正常。我正要说点什么，他用食指按压自己的嘴唇，示意我不要说话弄醒其他人。
于是我压低了声音：“怎么了？”
他摇摇头，像是不想说话的样子。我伸手摸他额头，发现他发烧了，额头烫得很。他的喉咙估计也很疼，因为他话都说不出来。
发烧有很多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天劳倦过度，所以突然发烧的。
我站了一会儿，说：“我去给你找校医。”
我披上自己的大衣转身欲走，感觉到自己的衣角被拉住了。我回头，看到他祈求的眼神和做出的口型“不要”。
他一定是担心没有办法参加明天的考试。
“如果不去找医生，你可能会死在冬天的荒野里。”我冷静地问道：“这样也无所谓吗？”
我们的考试不是去冬游，荒野中危险遍布，没有足够的食物、药物和水，我说的绝不是吓唬人。
他点点头。
我明白了，拿茶杯去接了些冷水，浇在毛巾上帮他冷敷。冷敷的效果很好，到天微微发亮的时候，迭歌依旧虚弱，热度却已经退了。
他勉强可以说话了，没有对我说谢谢。我也不希望他太早对我说谢谢，因为也许我会害死他。我让他自己做决断，可他现在并不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
我希望今天能和迭歌分在一组，今天早晨知道消息的海门和阿梅斯也这样说。听高年级的学生说，乔瑟芬第一学年的野外演练考试会分大概十组，以后的学年随着学生总量的减少逐年递减。一年级学生足足有两三百人，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只有差不多一百个人去各地军事机关实习了。理论上每年淘汰五分之四，但是学生质量不高的时候多淘汰一些也是常有的事。野外演练就是淘汰的关键。
难得露一面的校长今天亲自为我们做动员讲话，在激动人心的演讲过后，年级主任宣布了分组名单。我没有和任何一个朋友在一组，海门也是一样，而迭歌和阿梅斯在一组。我们在队伍中不能说话，阿梅斯拍拍胸脯表示“相信我”，并且露出了一个傻乎乎的笑容。迭歌的神情倒是很镇定。野外演练不仅仅是对身体的考验，也是对脑子的。这下，真不知道谁照顾谁了。
反正我只能尽力发挥，保证自己的成绩。
领了每人一份的水和干粮，我们跟随年级主任等人列队离开校门，惊奇地发现校外长长的道路上停了几十辆黑亮亮的汽车。这年头汽车已经发明了，但非常昂贵，检修也很麻烦。一般的富贵人家有一辆汽车就值得炫耀了，没想到学校竟然出动了几十辆送我们去演练场地。我家是有汽车的，有很多学生却是第一次坐。尽管我们有纪律不可喧哗，但依然有学生在汽车开动的时候开心地尖叫起来，紧张的气氛也被冲淡了几分。
尽管我们未知面前是怎样的挑战，但是至少我们现在体力饱满，浑身上下充满了信心。
我们这几部车走的路越来越偏，我估计每组都在不同的地点考试。下车后我环顾四周，发现我们—二十个考生与几个教官此时位处一片白桦林的边缘。寒风喑哑，光秃秃的白桦林给人一种莫名萧瑟的感觉。
教官告诉我们，考场被大致分为十个区域，不同的组从不同的入口进入，最终到达考场中心的木屋。每个区域都提前藏了一定数量的校徽，考生要做的是找到尽可能多的校徽，在明天中午时到达终点。考官们会巡视考场，考试过程中故意伤害同学的，没有按时到达的，都会成绩不及格。
讲完考试内容和规则后。教官给我们一人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一把短刀。我把指南针拿在手里，地图揣在衣兜里，短刀绑在靴子上，腰间还挂着早上领到的水和干粮。教官一宣布考试正式开始，我就朝树林里冲了进去，尽可能和同组的人远一点—这些人都是竞争对手。
我的运气真是不好，直到太阳快落山都没有看到一个校徽。我又饿又累，又不敢走太偏—走偏会消耗我的体力，也许会让我不能按时赶到终点。白桦林光秃秃的，我远远看到一伙大约八九个人的考生时，只能趴在一个小土堆后用落叶掩护自己。
那伙人似乎捉住了两个人，在推推搡搡的时候逃跑了一个，留下一个落单的。隔太远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看到他们在威胁、恐吓那个男孩。我估计是让他把校徽交出来。
那个男孩做出了抗拒的动作，拼命摇头。
接着，耸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竟然把那个男孩剥了个精光！
看来是在内衣里找到了校徽，他们满意地走了，留下那个男孩抖抖索索地穿衣服。
他正扣着皮带，猛然看到了居高临下的我，吓得差点大叫起来。
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免得又把那伙人引来。
我问他校徽在哪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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